陽江信息港面向“十四五”，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進入縱深推進期。直面關鍵領域和重點環節的各項任務，廣東如何繼續抓好這一歷史性機遇，瞄準短板弱項發力攻關，將國家戰略落實為具體行動？
今年以來，已兩次深入大灣區走訪調研的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民盟中央經濟委副主任馮奎在接受南方日報記者獨家專訪時稱，進入新發展階段，粵港澳大灣區的區位優勢更顯獨特和重要，更能夠在現代化建設新征程中發揮“壓艙石”“動力源”“先行區”等重要作用，關鍵是要同步推進基礎設施“硬聯通”與體制機制“軟聯通”，主動轉向“內外互促”發展模式，推動要素資源自由流動與高效率配置，加快整體綜合實力由大變強、變高、變優。
加碼“軟聯通”??
核心在暢通各要素流動
南方日報：與美國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日本東京灣區相比較，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有哪些特點？下一步有哪些發力點？
馮奎：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實力日益強大、立體交通網絡比較發達、人才和科技企業密集。與紐約、舊金山、東京等世界知名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陸地面積最大，常住人口最多，港口集裝箱、機場旅客吞吐量最大。
從經濟總量上看，粵港澳大灣區已經超過美國舊金山灣區和紐約灣區，排在日本東京灣區之后。“十四五”期間，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有望超越東京灣區，成為全球經濟總量最大的灣區。這些都集中反映出粵港澳大灣區在經濟規模上“大”的特征。
不過，與其他國際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發展“大而不強”“大而不高”“大而不優”的現象依然存在，在資源環境、可持續性上有待優化完善，存在巨大的發展空間。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地均產值相當于紐約灣區的40%，舊金山灣區與東京灣區的50%左右。在人均產出方面，粵港澳大灣區相當于舊金山灣區的五分之一、紐約灣區的三分之一、東京灣區的二分之一。
但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生態環境容量約束越來越緊，已成為制約產業擴張發展的瓶頸。因此，推動大灣區未來發展，必定要走創新之路，由大變強、變高、變優是主要的努力方向。
南方日報：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規劃已獲批復。在強化基礎設施“硬聯通”和體制機制“軟聯通”方面，大灣區的著力點在哪？
馮奎：快速交通網絡對于城市群建設具有基礎性、戰略性意義，有利于促進生產要素充分流動，實現“血液暢通”。不論是與過去相比還是跟全國大部分地方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的“硬聯通”均已達到較高水平。但是對標國際化一流灣區的要求，仍有不少短板。
這些短板集中體現在珠江東西兩岸和跨珠江口的快速交通網絡沒有形成，以“城際+地鐵”為依托的廣深與周邊城市互聯互通體系有待完善，域內主要城市仍需加快融入國家高鐵網絡、打造國際航空樞紐。如果短板一一補足，這將對區域高質量發展起到重大帶動與支撐作用。
另外，粵港澳三地在推進基礎設施“硬聯通”的同時，也須同步跟進體制機制的“軟聯通”，最重要的是抓住要素流動這條主線，推動人才、土地、資金、技術、數據等實現充分市場化流動與高效率配置，打通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堵點”“卡點”“痛點”問題。
拓展內需空間??
主動轉向“內外互促”
南方日報：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粵港澳大灣區可以扮演怎樣的角色？有哪些獨特優勢？
馮奎：粵港澳大灣區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的角色，我想用3個關鍵詞來概括。第一個詞是“壓艙石”。去年粵港澳大灣區GDP約為11.6萬億元，在全國占比將近11.6%。作為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
第二個詞是“動力源”?；浉郯拇鬄硡^是國際國內要素高度匯聚之地，各類要素資源在此交流、交換，是推動中國邁向全球化的強大動力源。
第三個詞是“先行區”。國內國際雙循環涉及人員、資金、技術、數據等多種經濟發展要素的循環，大灣區在雙循環中面臨著比國內其他地方更復雜的環境。也正因此，大灣區的制度創新更具含金量，其他區域可從大灣區的改革與發展實踐中獲得啟示與借鑒。
談到優勢，粵港澳大灣區擁有香港和澳門兩個國際自由港，以及深圳和珠海兩個經濟特區。在對外開放上擁有獨特的區位優勢。
但也要看到，當前區域經濟發展內外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廣東作為傳統外向型經濟大省，深度參與國際大循環面臨一些新挑戰。隨著內外需的此消彼長，廣東傳統上“以外促內”的經濟發展道路需要更快地轉向“內外互促”模式。拓展內需空間，放大內需動力是廣東的一道必答題。
南方日報：粵港澳大灣區和深圳先行示范區建設，是落地廣東的兩大國家戰略。在當前國內外形勢下，應如何充分釋放“雙區驅動效應”？
馮奎：在我看來，最關鍵是健全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治理體系，提高治理效率，促進大灣區健康發展，更好承擔起國家戰略。
從頂層架構上來看，應進一步健全大灣區的高層協調體制。充分利用已有的重大合作平臺，積極探索新建一批高質量平臺，促進要素流動、規劃對接、深度合作。特別是在收益分成、公共服務銜接等領域嘗試合作新模式。
在推進現代化都市圈建設方面，廣佛、澳珠、深港帶動形成的大都市圈，現代化水平較高，應進一步高質量發展，并強化與廣東“一核一帶一區”區域發展格局的對接整合。
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個中心城市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四個強大動力源。其中，專業服務是香港的優勢，尤其是在金融和法律方面，應借助香港的專業服務去開拓更大的海外市場。深圳需要全面落實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的內容，廣州、深圳還可以結合發展需求，進一步爭取國家賦予更多自主權。澳門可以重點激發特色競爭力，增強其引領區域發展和服務國家改革開放事業的能力。
對于大灣區中的節點城市而言，也要進一步拓展輻射帶動效應。比如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要強化特色定位，實現城市功能互補，帶動周邊特色城鎮發展。
圍繞創新發展??
城市間多層次集體攻關
南方日報：“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創新平臺和新增長極”。大灣區在推進城市協同創新和開放創新方面應當如何作為？
馮奎：促進跨境要素流動，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科技與產業創新高地的關鍵招和先手棋。
由于制度環境的差異，香港、澳門與廣東仍需要加強對接，加快形成創新要素充分流動的局面。比如，在資金方面，科研資金在港澳與內地之間的跨境流動仍存障礙，尤其是民間科研機構資金仍然難以跨境撥付；在科研基礎設施共享方面，港澳提供的科研儀器設備進入內地仍需繳納26%以上的設備進口稅；在專業資格方面，醫生、會計等領域尚未實現互認等。
突破這些要素流動瓶頸，需要加快建立完善灣區城市間的對話機制，特別是廣州、深圳、香港、澳門四個灣區中心城市應當率先建立直接對話機制。城市之間的直接對話，應以創新為導向，圍繞創新發展中的重大問題進行多層次、多組團的集體攻關，盡量突破行政或體制方面的束縛。
南方日報：今年發生的新冠疫情對粵港澳健康衛生合作是一次考驗，大灣區建立優質生活圈需要在城市協同治理創新上做哪些文章？
馮奎：在疫情面前，粵港澳三地展現了合作抗疫的意愿、能力與智慧。當前，全球疫情還未結束，我認為三地應抓緊研究今冬明春的防疫、抗疫合作方案。長遠看，應持續推動大灣區公共衛生安全建設，全面提升社會治理的合作。
人的健康與生命安全是大灣區發展的底線，是粵港澳居民的共同需求。三地在重大疫情防控、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處置等方面有最大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間。
與其他幾個灣區不同，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正逢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智能化技術與管理為提升大灣區治理水平提供了強有力支撐，可以加以充分利用，以此提升智慧化治理水平，打造智慧型大灣區。
在公共安全事務等方面的合作，大灣區在推進中要注重逐步納入法治化軌道。特別是加緊總結突發事件應對、治安管理處罰、傳染病防治等領域法治合作經驗。
南方日報記者 龔春輝 統籌：駱驍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