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江信息港今天是世界知識產權日，廣東當天通報的一組數據引發了媒體關注——
2020年，廣東知識產權綜合發展指數連續8年位居全國第一，區域創新綜合能力連續4年位居全國第一，“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位居全球創新指數第二。
4月26日，廣東省政府新聞發布會上通報了一組數據。蔡嘉鴻 攝
國際科技競爭日趨激烈，廣東為何能在這些排行上強勢“霸榜”，在國內乃至全球相關指標位居前列？這背后，也與廣東獨特的知產保護體系密不可分。
快字訣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下，不少國家和地區都把創新作為最核心的發展動力。
而創新又極易被模仿和侵犯，因此，世界各地均通過建立知識產權制度，為創新提供激勵機制和動力源泉。
廣東是經濟大省和創新大省，創新要素的高速流動必然會帶來更強烈的保護需求。
2020年，廣東受理的知識產權案件已經超過19萬，超過了全國總量三分之一。這么大的案件量，如何才能對每個維權訴求迅速作出反應？
對此，廣東采取了一系列“黑科技”——將5G、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運用到司法審判中，力爭讓當事人足不出戶、點點手機，就實現訴訟服務全流程“一網通辦”，對權利保護更加及時。
攝影愛好者蔡先生拍攝的“西藏林芝，桃花溝”照片，被一個微信公眾號擅自使用。不同于傳統庭審繁冗復雜的陳述，廣州互聯網法院受理案件后，運用司法區塊鏈存證+網絡著作權全要素審判ZHI系統，將案件事實簡明扼要地分為權利客體、權利來源、侵權行為三個方面。
這起看似“高大上”的著作權侵權案，僅用了35分鐘就完成了庭審，并當庭宣判。
降低維權成本，關鍵就是要“快”。在廣東高院知產庭副庭長王曉明看來，有技術加持，還要有制度保障。因此，除了對不同類型案件繁簡分流，加快速度，廣東法院還全面提高了訴訟禁令的適用比例。
大疆公司的一項產品被侵權后，雖然還未查明賠償數額，但深圳知識產權法庭已發出禁令，要求侵權公司立即停止侵權。
不等案子審完，司法先行作為，這就避免了企業拿到判決后，陷入“贏了官司，輸了市場”的窘境。
“心服口服”
知識產權是科技、經濟和法律相結合的產物，一起知識產權糾紛，可能涉及源代碼、集成電路等各種技術知識。
但法官雖是法律專家，卻不一定懂各行技術。雙方各執一詞時，想判得公平公正，首先就得查明真相。
考慮到法官多是文科知識背景，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建立了三重機制：技術調查官+技術顧問+技術咨詢專家。這些技術人員來自審協廣東中心、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等，五年來，已經參與了800多件知識產權案件審理，為事實查明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起專利糾紛現場，法官與技術調查官進行技術比對。付華柱 攝
對于涉外案件的當事人，由于不同國家和地區有不同的法律體系，要讓他們“心服口服”，有時還要打消這些人的“主客場”疑慮。
廣東通過引入港區陪審員、實行“內地調解員+域外調解員”等方式，讓知識產權案件審理與國際接軌。
近年來，廣東審理的華為訴三星、英國太古公司訴船舶大廈等案件，均有廣泛的國際影響力。
這些大案件也使越來越多外企加深了對中國司法體系的了解。廣東也從國際知識產權規則跟隨者向引領者轉變，去年廣東受理的涉外知識產權一審案件，同比增長超過48%。
罰得“解氣”
一般來說，民事案件賠償多以補償為主、懲罰為輔。然而，知識產權侵權嚴重破壞市場規則和創新環境，侵權者獲得巨大利益，卻“賠筆小錢”了事，這一度成為知識產權維權的頑疴。
在這方面，廣東作出了不少讓從業者覺得“解氣”的判決：在紅日公司與睿尚公司的糾紛中，侵權者竟是紅日公司的前員工。加入新公司后，他們聲稱要打造“紅日升級版”，采取“寄生式營銷”，由于主觀惡意明顯，廣東法院處以懲罰性賠償5000萬元。
懲罰性賠償在數據上的反映更加明顯。廣東法院去年全年審結的專利案件，平均判賠數額相比三年前翻了一番，超過1000萬判賠的已有23件。
對構成犯罪的，還要使用嚴厲的刑事手段。去年廣東刑事處罰了知識產權犯罪2444人，其中304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以上。
與此同時，廣東行政機關組織開展的“鐵拳”“藍網”“劍網2020”等專項整治行動，頒發的《廣東省自主創新促進條例》等文件，也與司法機關形成了強勁合力。
其中一份文件還規定，廣大群眾對舉報侵犯知識產權等行為有重大貢獻的，頒發獎金上不封頂，將保護知識產權的陣地擴展到了全民。
主筆：尚黎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