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江信息港“碳達峰”、“碳中和”正在成為新近的流行詞。
不久前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我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2030年前達到峰值，力爭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要抓緊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支持有條件的地方率先達峰。這是中國首次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把碳達峰和碳中和作為全年的重要任務。
據媒體報道，關于編制相關戰略規劃的大致時間表已經出爐：預計2021年全國“兩會”上，將明確低碳發展的約束性目標和重大政策；明年秋季將出臺“十四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明確主要目標和政策行動；明年秋冬季有望出臺“十四五”應對氣候變化規劃，提出減緩和適應目標、部門和地方行動等。同期明確“十四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以及工業、建筑、交通、能源等專項規劃，對約束性減排指標進行地方分解。
關于低碳發展的更有力度的約束性指標，將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深刻影響。而不同的地方將面臨著不同的挑戰，一些地方政府及企業擔心，低碳化將給企業增加成本，并影響經濟增長。
但在諸多專業人士看來，碳中和目標既是挑戰，更是機遇，將帶來新投資、新產業，實現經濟、環境、氣候的共贏，從而促進真正的高質量發展。
對于政府和企業而言，需要轉變發展觀念，這既包括在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過程中，積極探索、使用綠色技術，同時也包括尋找、挖掘綠色低碳發展新動能。
低碳發展與經濟增長并不對立
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會給地方經濟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有的地方政府、企業認為，低碳發展是給地方經濟發展設“天花板”，是“卡脖子”，約束地方發展，是給企業增加成本的。
一位經濟發達省份的官方人士最近憂心忡忡地表示，減少碳排放意味著很多產業不能做了，對經濟肯定有負面作用。
北京一位政策研究人士也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如果太嚴苛的要求壓下來，對于煤炭依賴程度高的地方，可能將面臨著生死存亡。
果真如此嗎？
12月22日，在中國環境記協舉辦的環境茶座會上，生態環境部國家氣候戰略中心戰略規劃部主任柴麒敏表示，低碳發展不是站在經濟增長的對立面。低碳發展可以讓傳統產業提質增效，同時促進新經濟形態的發展。
首批低碳試點城市之一的深圳，或許可以成為“低碳發展不是站在經濟增長的對立面”這一判斷的佐證。
2015年，深圳曾提出到2022年實現碳排放達到峰值的目標。2019年8月，深圳原副市長、哈工大（深圳）經管學院教授唐杰牽頭完成了一份《深圳市碳排放達峰和空氣質量達標及經濟高質量發展達標“三達”研究報告》，報告預計到2020年，深圳將率先實現碳排放達峰。
哈工大（深圳）經管學院低碳城市大數據工程中心主任、深圳市應對氣候變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東是這一報告課題組成員之一，他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深圳目前已經站在了一個達峰平臺上，如果用峰頂的形狀來比喻，它并不是一個山尖，到了某個點迅速下降，而是比較平緩的峰頂。
王東表示，深圳的實踐證明了，我們倒逼一下自己，在追求減少碳排放、空氣質量達標的過程中，其實也催生了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這也是報告名稱所指的“三達”。
2011年，深圳就曾提出，未來5年將清理淘汰1萬家高污染高能耗企業。2016年的深圳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過去5年間，淘汰轉型低端企業超1.7萬家。
在邁向低碳化發展的同時，深圳也成為了一座新經濟之城。2019年，深圳人均GDP突破了20萬元，在全國城市中位列第一，深圳也是萬元GDP水耗、能耗和碳排放強度最低的大城市。
但對于不同能源、產業、人才基礎的地區而言，無論是能源轉型，還是產業轉型，將面臨著不同程度的困難，尤其短期內將遭遇陣痛。
譬如，對于嚴重依賴煤炭來促進就業和經濟活動的地區，在減少煤炭使用的過程中，將給地方帶來經濟和就業壓力。
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逐步淘汰煤炭的進程，不可能是在一夜之間發生的。只要一開始方向明確，然后有序規劃、部署，譬如安置老年職工，給青年職工提供再培訓和教育，就業等相關的問題可以有效化解。
他同時指出，經濟發達的、資源條件更好的地區應該率先實現碳達峰。
另一方面，能源、產業轉型本身也將帶來新的就業機會。柴麒敏介紹，目前，全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工作人員已經達到450萬人左右，已接近煤炭生產領域的產業工人。預計到2030年低碳領域的就業人數可達到6300萬人。
低碳會帶來新投資機遇和產業機會
在專業人士看來，除了中國自身將明確低碳發展的約束性目標之外，國際的大環境也將對中國企業的轉型、減碳產生一種倒逼機制。
中國能源研究會常務理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研究員李俊峰近日在一個論壇中指出，碳中和并非僅僅關乎能源、碳等方面的問題，而是涉及產業鏈的方方面面，其將深刻影響下一步產業鏈的重構、重組和新的國際標準的形成。
李俊峰舉例稱，比如蘋果手機提出碳中和目標，就會要求負責為其組裝、提供零部件和原材料、芯片的企業都要碳中和，會對所有的產業鏈形成一個新的標準。
這樣的預期，本身也將倒逼企業改變發展理念。王東向記者表示，假如未來你的產品是高排放的，出口到歐盟、美國，將可能受到限制。這樣的形勢也倒逼著我們主動去轉型。
轉型的過程，必然將伴隨著技術創新的發生。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在近日的一場“美麗中國百人論壇2020年會”上指出，由傳統工業化發展方式轉向綠色發展方式，從根本上說要靠綠色技術驅動，靠大規模地“換技術”。而綠色技術應具備三個標準，即高技術含量和生產率、少排放或零排放、與傳統產業相比有競爭力的低成本。
王東表示，有的地方還沒能很好地意識到低碳發展的重要性，或者只是理解為會影響當地的經濟發展，所以需要加強思想意識的轉變，以及“低碳能力建設”。
他尤其強調新技術或者新設計的運用與推廣，在減碳的同時，新技術甚至可能是幫助降低成本的。但按照一般規律，使用范圍、規模的擴大，將有助于先進技術的使用成本迅速下降，這就需要政府采用制定標準甚至立法的方式，將新技術推廣出去。
而邁向碳達峰、碳中和的過程，也意味著新的投資機遇和產業機會。
柴麒敏在上述環境茶座會上介紹，到2030年，全國低碳產業的投資有望達到23萬億元，對GDP的貢獻率將超過16%。
有金融界人士預測，碳中和將帶來2020-2060年平均每年萬億元以上的綠色經濟投資和屆時約7萬億元的年產值規模。碳中和還將會拉動產業升級和新興產業，會創造如自動駕駛、能源互聯等數字經濟領域新技術發展，也會帶來燃料電池、分布式能源、儲能等新興能源產業的提升。
鄒驥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未來發展的新動能在哪里？是在綠色低碳方面，在能源的轉型，數字經濟和傳統產業的融合，新型城鎮化等方面。所以在尋找新的增長點的時候，地方政府可能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些地方。
王東也認為，未來更多的資金會投向新能源的、綠色的、可持續發展的創新領域，這將給國家、城市帶來新的增長點。
21世紀經濟報道 王帆 深圳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