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一飛從一所重點大學畢業后，進入某家頭部培訓機構工作，從專職教師到產品內容官，他在教培行業既得到了成長，又收獲了教師的成就感。

5月21日，中央深改委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7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印發；8月3日，廣東省教育廳發文明確不再新批學科類培訓機構，假日假期不組織學科類培訓。

政策逐漸收窄，氣氛一點點緊張起來：

對行業來說，這是一次轉型的挑戰，但剝離了學科類培訓業務的機構，充滿未知數；

對家長來說，這是一次心理的較量，習慣了在校外給孩子“補餐”，怎么適應新的教育生態；

對政府來說，這是一場治理的行動，去掉教培機構“虛火”的同時，也要強化校內產品的供給。

每一家培訓機構，都在摸索合適的生存之道。但無可否認的是，一到升學關鍵節點，家長學生的培訓需求可能又被激發出來。

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廣州中學名譽校長吳穎民說，教培機構治理的同時，建議增加普通高中學位，讓普高競爭不那么激烈，并在職業教育中進一步提高科學文化課的比重。

中國基礎教育，開始有了新生態。但如何實現緩解萬千家長的教育焦慮，漫長征程才剛剛開始。

◎焦慮在緩解

原本淡定的梁寧還是坐不住了。

今年秋季，兒子樂樂即將上一年級，她原本計劃給孩子一個快樂暑假，但偶爾一天，她在家長群聽說，其他孩子已預習二年級課程。因擔心孩子未來跟不上進度，馬上給他報了一對一拼音課程，每天9時上課，11時下課，16時去上寫字班，晚上完成當天作業。

這是一個6歲孩子的暑假生活，提前面對學業壓力。復盤時，梁寧還是有些慚愧，又有些無奈，“老師上課提問時，其他孩子都踴躍回答，孩子答不上，怎么辦？”

得知“雙減”政策后，梁寧松了一口氣。她說，兒子讀的是住宿類學校，學生周中不會去補課，“大家都接受校內教育，太好了”。

幾乎所有人回到了同一起跑線。但一到孩子升學的關鍵節點，家長還是存在焦慮。

“小升初”家長譚心認為，目前升學搖號不確定性太大，想要穩妥升學，有能力有條件的家庭就會拼盡全力，讓孩子在接受校內教育的基礎上繼續“加餐”。

或許有人會剎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停下來。中考后的第一天，甘璐就開始上一對一課程，提前學習高中知識，“就是怕自己開學后會跟不上進度”。

事實上，這個暑期，由于學科類培訓減少，但在部分地區一對一家教市場已悄然升溫。一名頭部機構的招生負責人表示，目前部分一對一的秋季課程幾乎報滿，家長已經排隊等候。

甘璐的補課老師來自培訓機構，曾經給她上過課。由于機構一對一學費收費貴，她不得不私下約老師，偷偷上課，費用幾乎減半。

培訓由地上轉為地下，家長的焦慮不減反增。不同于機構培訓，家長獲取家教信息的方式更隱蔽，基本上是靠熟人推薦。由于透明度低，在第一次上課前，家長對老師了解不多。這意味著，家長要付出更高成本才能找到合適家教。

“如果人人都去請家教，相當于大家都沒請。”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薛海平表示，這不僅加重了孩子的學習負擔，浪費了家庭大量的時間、金錢和精力，還帶來了教育效率的下降。

上不起培訓班的學生，也是政策的真正受惠者。靖靖是一名初二年級學生，在一所重點中學讀初二，他只上過幾節免費課程，畢竟一節課幾百塊的支出對他的家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負擔。

現在與同學們站在同一起跑線，他說，“更公平了，壓力就沒那么大了?！?/p>

◎開始探索轉型

走到十字路口的教培機構，要么遵循政策要求，調整學科類上課時間，要么調整主營業務比例，在市場上謀求生存。

K12是教培行業的重中之重，學科類培訓更是占據了機構的“大頭”，各地開展抓“補”行動后，多家培訓機構做出了新的調整，將秋季班原在周末開展的課程調整到周中進行。

上課時間調整，“小升初”家長譚心直言不會去買單，不會考慮讓孩子周中去上課，因為會打亂孩子平日里的生活節奏。

在南方+走訪的機構中，有部分機構仍在觀望，工作人員表示，目前還未收到秋季班級的信息，要等統一安排。

有機構負責人表示，“禁補令”針對的是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高中可以根據需求進行補習。這意味著，未來在學科類培訓機構的賽道上，競爭或許會集中在高中生。

素質教育、課后托管、職業教育……面對生存壓力，不同機構有不一樣的選擇。

目前，高途明確轉型職教，已將K12團隊人員減少，并向家長退費，新東方、好未來、作業幫等機構，雖有業務擴展，但沒有大幅轉向動作。

盡管非學科類是一種鼓勵的方向，但對于業界人士來說，這不是一種容易走的道路。一飛表示，非學科教育很難做到標準化，提升了課程設計和效果評估的難度。

對于一些已經適應學科類教學的老師來講，很難適應非學科類教學內容和方式，“如果要轉型，意味著我要重新組建團隊，什么都得重新再來，那我原有的團隊就得辭退了。”一名機構負責人說。

盡管教育部已發文明確規定了學科類與非學科類的范圍，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儲朝暉說，在實際操作上，學科與非學科之間界限有時還是比較模糊。

在記者獲取的一份課程表中，學而思推出了英語戲劇課、語文課后閱讀課等課程，供家長進一步選擇；精銳教育則是將語文和數學作為一個載體，培養孩子思維能力，“我們屬于素質教育，不是學科類，我們是為了培養小朋友的思維能力，不是說單純幫你提升分數，不屬于學科教育?！币幻ぷ魅藛T稱。

不久前，上海出臺了文件，從目的、內容、方式與評價上進一步細化兩者范圍，學科類機構轉型和做素質類培訓——要以體驗式、探究式、項目式、綜合性學習為主要方式，以身體性、實踐性、創造性等活動為主要過程，以教師指導，學生實踐探索為主要形式。

“上海做法給教培機構轉型指路?！眱Τ瘯熣f。

一名頭部機構中層人員莉莉說，在班級數量砍半的情況下，場地租金和人員支出成本還是不變，這對中小機構的現金流提出了考驗，“周末不開課，但物業不會說，周末免場地租金?！?/p>

◎教師要“瘦身”

教培從業者，有人在離開，有人在堅守。

楊揚是某家頭部培訓機構的一名高中生物老師。每年暑期，他至少要帶4次夏令營，每一期10天，每天要上6-9個小時課。盡管工作強度大，但暑期的課時費收入占了他一年收入的“大頭”。

在國家提出了“假日假期不得組織學科類培訓”要求后，不少機構老師上課量陡然下降，部分名氣不大，生源少的老師面臨“砍班”的風險，收入直接“腰斬”。

一名教培機構的人說，因為現在開班少了，所以基本不儲備新老師，先把內部教師消耗完。

從業者有強烈的不安全感，他們之中，有些是跳槽到民辦高中，有些選擇出去單干，有的是直接離開行業，“因為看不到希望”。

“基本上是新老師走?！币伙w說，最意外的是頭部教師的離開，很多家長報班都報不上，但在幾天前，她竟然遞交了辭職信，去了一所民辦中學做老師。

也有人跟一飛提議，出來合伙單干，反正“不差生源”。但謹慎的他認為，在一個政策不明朗時期，脫離機構就無依無靠，就業風險極高。

其實，政策對頭部教師影響不大。一飛說，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因為“當別人都砍班的時候，我的班還是正常的”?，F在，擺在他面前是如何調適自己工作節奏，跟公司共同進退。

跟很多人一樣，剛入行時，他曾對“續班率”等指標產生了抗拒感，總有“賣課”的厭煩心理，但慢慢地，他的課越上越好，家長學生愿意報名，他就不需要去刻意銷售。

一飛打心眼里熱愛這一份職業，不僅是因為這里有完整的績效考核體系，憑能力就能得到了好待遇，更是因為他喜歡看著學生在自己幫助下一點點進步。

“行業一旦做大了，招的人多了，會進來一些魚龍混雜的人?！币伙w承認，校外培訓市場太大，所有人想分一杯羹，把教育當成一個賺錢工具，有些過分老師，看到孩子沒續班，就會踢到另外一個老師班上，“我根本不能接受這件事情”。

“培訓機構會倒，但是教育不會倒?！币伙w說，鐵拳治理之下，行業會凈化，最后那些真正喜愛教育的人還是會留下，不是很好嗎？

◎回歸主戰場

資本涌入教育行業，在利益的驅動下，培訓機構持續販賣焦慮，通過超前教學，不斷刺激家長“搶跑”“內卷”，最終導致了教育生態的惡化。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原山東省教育廳廳長張志勇評論，實施“雙減”政策，不僅是對我國教育格局的重大調整，更是教育觀念的大變革。一是對公益屬性的堅守，二是對教育觀念的糾偏。

校外培訓機構、學校和家長，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三者之間的關系會是怎樣？如今，中國正在進行一場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的是更強調學校作為教育主戰場的作用，提高公立學校的效能，讓學生在學校就能“吃飽吃好”。

7月26日，廣東省教育廳明確從今年秋季學期開始，我省義務教育各級各類學校要做到課后服務兩個“全覆蓋”——義務教育學校全覆蓋、有需求的學生全覆蓋。義務教育學校將推行課后服務“5+2”模式，每周課后服務5天，每天下午至少2學時。

有教育專家指出，目前課后延時服務以及其他服務舉措就是爭奪教育主戰場的做法，復雜的是，抓住了主戰場，孩子在學校時間增加了。所以，對課后托管服務，廣東劃清了紅線——不得利用課后服務時間集體補課或講新課，同時鼓勵與素質拓展服務相結合，開發設置豐富多彩的文藝、體育、勞動、閱讀、興趣小組及社團活動。

廣州更是成為全國8座試點城市之一，鼓勵適當引進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參與課后服務，滿足學生多元化需求。

華南理工大學教師謝勇分析，在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的過程中，有力的大手正在重新塑造中國社會，教育自然也在其中。對于基礎教育最重要的主體——學校而言，以后要承擔的責任不再是單向度的，未來政府加大投入，考核指標會更豐富，提供更多社會服務供給就順理成章。

“教培產業，融入這一格局，與學校合作形成新的生態，已是生死攸關的轉型?！敝x勇撰文寫道。

這一次，國家治理校外培訓是真正下了決心。8月15日，北京市教委聯合市公安局等部門對校外培訓機構違規開展學科類培訓進行檢查，發現了兩所機構在節假日進行學科類培訓，馬上進行通報，嚴肅查處違規行為。

一直以來，孩子處于基礎教育的家長有兩大焦慮——孩子能否上示范性高中，還是會被分流到普通職校，于是，中考就成為了分水嶺。對此，吳穎民說，政府能否增加普通高中學位，讓普高競爭不那么激烈，或者是在職業教育中進一步提高科學文化課的比重，這些都是下一步應該思考的問題。

單純增加供給并非真正的解決之道，謝勇表示，在過去的一些年月，社會已形成了一種誤解——只要是頂尖名校的畢業生就能獲得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機會，所以合理穩定的分流、加大職業教育等舉措，可能才是更靠譜的舉措。

不管怎么說，“雙減”政策出臺給了“雞娃”家長梁寧一段冷靜期。

梁寧說，“雙減”絕非是“躺平”，而是讓家長和孩子從無序的競爭中解放出來，畢竟對孩子來說，分數不是人生的全部，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才是一生的命題。

（一飛、梁寧、譚心、莉莉、靖靖、甘璐、樂樂均為化名）

南方日報記者 黃錦輝 實習生 易晴 楊婉馨 龔銘

策劃：吳少敏 伍青 何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