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外向型經濟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中國發展戰略迎來大轉向的同時，城市格局也將迎來新一輪洗牌。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對下半年政策以及工作目標定調，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既是應對當前外部環境變化和疫情沖擊的新舉措，也是旨在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

自今年疫情發生以來，全球貿易遭受重挫，眾多外向型城市經濟陷入困頓。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近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縮4.9%，其中發達經濟體將萎縮8%，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將萎縮3%。在這一背景下，中國“雙循環”戰略格局的提出受到各方密切關注。

城市經濟外向度也叫外貿依存度,是指一個城市、地區的對外貿易總額占GDP的比重,它反映了一個地區經濟與國際經濟聯系的緊密程度。21世紀經濟研究院梳理今年上半年37座主要城市經濟數據發現，其中17座外貿依存度超過50%的城市，因過半城市上半年經濟仍在負增長，其經濟增速的平均值為-1.68%。而另外20座外貿依存度低于50%的城市，經濟增速的平均值明顯好于前者，為0.025%。

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之下，外貿依存度高的城市，經濟受沖擊的可能性相對較大。隨著中國走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發展新格局，這些高外貿依存度城市，尤其是出口導向型城市，如何在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挖掘內需潛力，從而更好聯通國內外市場？

6城外貿依存度超100%

哪座城市對外貿進出口依賴程度更高？在21世紀經濟研究院統計的37座主要城市中，目前有17座城市的外貿依存度在50%以上，分別是東莞、蘇州、深圳、廈門、金華、舟山、上海、寧波、珠海、中山、北京、大連、天津、惠州、青島、無錫、嘉興。

總體來看，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帶，集中于珠三角的廣東，長三角的上海、江蘇、浙江和環渤海地區的北京、天津等地。

外貿依存度高于50%，是什么水平？從全國層面看，我國外貿依存度已從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60%以上，進一步降至今年上半年的31.8%。按此，這17座城市明顯高于全國均值，是典型的高外貿依存度地區。

其中，東莞、蘇州、深圳、廈門、金華、舟山這6座城市的外貿依存度，均超過了100%。素有“世界工廠”之稱的東莞，外貿依存度最高，達到129.2%，遠高于排在第二的蘇州。

1978年，一個北接廣州、南鄰深圳的農業小縣東莞，引進了全國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太平手袋廠，標志著全國引入外資經濟的正式起步。東莞出口的主要商品也從明清起家時的香料變成了高科技產品，其智能手機約占據全球出貨總量的1/5。截至今年上半年，東莞進出口總額為5633.4億元，下降11.2%，同期GDP為4361.28億元。

其余的高外貿依存度城市中，蘇州的外貿興起于當地鄉鎮企業招商引資、引入外資經濟的“蘇州模式”。今年上半年，蘇州實現進出口總額1440億美元，同比下降6.6%，占全國進出口總值7%。而廈門則是國務院最早批復的經濟特區之一，今年上半年進出口總值為3081.83億元，增長3.9%。

當然，作為國際化大都市，深圳的高外貿依存度有其必然成因。國際間人員往來和經濟交流的頻繁，加之行政面積狹小，使得深圳需要在更廣泛的市場內配置資源。今年上半年，深圳進出口總額13356.75億元，同比下降0.5%，出口總額已連續27年居內地大中城市首位。

分進出口來看，外貿依存度又可分為“進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如果說以上5座城市外貿依存度如此之高，是因為進出口雙雙高企的因素，金華的高外貿依存度則完全是憑出口的“一己之力”。

今年上半年，金華實現進出口總額2152.4億元，其中出口高達2058.7億元，進口僅為93.7億元。算下來，出口依存度高達98%。其中來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的義烏，貢獻了超六成外貿份額。

相反，在上述17座高外貿依存度城市中，上海、北京、天津、大連、舟山等地比較特殊，其是典型的貿易逆差地區，當地對進口的依賴程度明顯要高于出口。

以全國貿易規模第一大市上海為例，今年上半年，上海進口總額9391.19億元，出口總額6422.72億元，源源不斷的進口需求使得上海外貿依存度攀升到91.1%的水平。

出口導向型城市急需轉型

隨著中國走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發展新格局，不同城市間的發展態勢分化更趨明顯。

據21世紀經濟研究院統計，在這17座外貿依存度高于50%的城市中，今年上半年超過半數的城市經濟增速都是負數。尤其是中山、惠州等在內的8座城市，下探幅度都明顯深于全國-1.6%的平均值。

受此影響，多個東部沿海城市的外貿依存度明顯下滑。比如，東莞的外貿依存度從去年年底的145.6%，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129.2%，減少了16.4個百分點；惠州、珠海、北京的外貿依存度也降低了10%以上。

為什么高外貿依存度城市，經濟受沖擊的可能性更大？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看，這些城市通常是出口一枝獨秀，消費或投資相對較低。

比如，今年上半年，東莞GDP為4361.28億元，同比下降1.7%。其中，出口、消費、投資分別為3414.7億元、1695.71億元、927.79億元，占GDP比重分別為78%、39%、21%，當地經濟增長受出口市場影響程度可見一斑。

更進一步來看，這些幾十年來以加工貿易為優勢的出口導向型城市，二產幾乎占到半壁江山。比如，2019年東莞二產占比為56.5%、蘇州為47%、中山為49%。由于制造業相對剛性，在海外訂單需求大幅下滑的情況下，加工貿易型為主導的城市更易受負面沖擊。

以東莞為例，國際金融危機期間，東莞經濟增速從兩位數放慢到個位數，甚至在2009年一季度出現負增長。今年外貿持續受壓的東莞又遇到這一問題，一季度經濟增速下降8.8%，到上半年降幅雖有收窄但仍負增長1.7%。

改革開放以來，以國際循環為主的發展模式，曾讓眾多沿海城市一躍成為明星城市，經濟增速遙遙領先。然而，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外貿發展方式，核心技術始終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極易在危機時刻被“扼住咽喉”。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背景下，外貿依存度較高的城市需加速產業結構轉型，除了深挖內需市場外，產業鏈、供應鏈等布局也需要及時作出調整，適應內循環格局，以抵消外部風險和不確定性。